像个急于逃离恶作剧现场的小孩，28岁的小花拎起包夺门而出，防走失的儿童手表已充满电，还有两身衣服、一个快递缓冲气泡袋——她的玩具。
她一路偷笑，进了那辆藏在树荫下的车，可当车沿江西赣州山村的颠簸山路启动，她蜷缩在车门旁，不敢露出半个头来。
那是9月16日，小花逃婚了。
出走时，小花躲在车里不敢出声。 高敏 摄
二级智力残疾的她，不知道自己会去哪儿，但她清楚，太阳即将落山，再晚点，父亲就要回家来了。父亲想将她嫁人。从广州赶来阻止婚约的姐姐小梅，一次次与他吵得不可开交。最终，姐姐决定带她离开。
高铁出发前，小梅拉黑了父亲，本来约定好迎娶小花的陈锐锋一连发给小梅12条信息，带着14个“恨”，她没回一个字。
对小梅而言，这不是一场解救，而是无可奈何的逃离。过去，姐妹俩留守在家，后来小梅外出念书，与妹妹渐行渐远；现在，她的命运再度与妹妹的捆绑。
对峙
小花逃离的家，隐蔽在山中。
司机常常需要留神寻觅，才能找到公路上那个狭窄的路口，上山、蜿蜒盘行至半山腰，路窄到开不上后，再走段土路，便是她家，一栋简陋的二层小楼。周边二十来户人家零散缀在山坳中，基本只剩老人和务农的妇女。
花的家在山坳之中。本文图片除特殊说明 均为 陈灿杰 摄
小花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，结束上一段婚姻回到父母家已有七年，在家的每个今天过得几乎和昨天一样——天蒙蒙亮，她便起床洗衣服，不到一米五的身板提着水桶，一晃一晃；随后到家旁两小块地种菜、喂鸭，她走得飞快，大半截脚趾顶在拖鞋外，沾着泥；母亲做饭时，她静静坐在小凳上，给柴火灶生火。
她的弟弟小卫说，小花像个小孩，要他帮忙买的打火机（用来生火）、洗衣服的肥皂、蚊香，买来后不许他碰，“护食一样”。她最爱看动画片，尤其是教数字、拼音、认字的，能抱着平板看一下午——她8岁的儿子现在学的也是这些，不过孩子在前夫家，母子几乎没见过面。
这几年，断断续续有人上小花家谈亲事。“（条件）一般的我都不接受”，她父亲罗昌富说，男方要么太老、年近半百，要么是有残疾，直至谈到同乡的陈锐锋一家。
陈锐锋35岁，他父亲在镇上开了间理发店，他初中辍学后和母亲一起到工地做日结小工，一天挣一百七十块，“最起码还是有饭吃的”，他说。但今年媒人介绍的两个对象让他接连失望，一个衣服穿反了，月经血粘在裤子上也没换；另一个像是哑巴，都不搭理他。
“没有残疾，脑子又好用（的女方），说（媒）都不要去说”，他母亲陈庆丽把自家谈亲的被动归咎于在镇上没房、没车。
这两家今年3月第一次见面，罗昌富觉得陈家收入稳定，儿子四肢健全；陈家也中意小花，“她看着干活就勤快。”没多久，陈家办了订婚宴，给了61200块聘金。按计划，还有169000块彩礼等她出嫁再补上。为了迎接未来儿媳，陈庆丽提前去银行取了现金，钱码在塑料袋里，藏在家里腌菜的空坛子。
陈庆丽提前去银行取的彩礼
陈庆丽特意问过医生，“笨”这事会不会遗传，“医生说也不一定”，她想，小孩生下来，“好是他的命，不好也是命”，她听天由命。
十年前，陈锐锋结过一次婚，这段婚姻仅维系了两年半。女方有癫痫，需长期服药，没法备孕。夫妻感情不错，他会帮妻子洗衣服，他和父母吵架的话，妻子也会护着他。
但他一家觉得照顾癫痫病人实在遭不住，她在家随时可能发病，人一倒、口吐白沫、眼珠直翻，她下个楼梯或者吃顿饭，家人都得盯着，“我妈就把她退回娘家了”，陈锐锋说，他一开始舍不得，好几次跑去找她，惹得她家人都烦了。后来他也看开了，“反正迟早都要送（回去）。”
陈锐锋仅与小花见过几次面，搭过几句话，心里觉得两人般配，“反正她就老实这一点，带起来好带。”
但小梅不能接受妹妹再次出嫁。
得知妹妹再次订婚的那天中午，她打电话给父亲，没接通，到晚上终于通了，没说几句，她情绪已经失控，她哭、她闹，耳朵被自己吵得硬生生发疼，父亲重复说着“他们家人很老实”，到最后，他说烦了，只一句“那就留在家里一辈子好了”，对话归于沉默。此后，婚约来回拉锯半年，小梅以断绝父女关系相逼，收效甚微。
9月9日，陈锐锋准备带小花去镇上买几身新衣服，小梅在坐火车赶回家的路上，在微信上骂他把妹妹当生育工具，要是带走妹妹，她就报警，如果两人结婚，还要告他重婚罪——小花还未离婚。小花前婆家曾提过办离婚证，罗昌富说至少得赔1万块，对方只答应给5千。这事僵着不了了之。
那天陈锐锋拉黑了小梅，独自离开，他母亲没想到这门婚事这么麻烦，问了罗昌富好几次：“你能不能做主？”
等小梅赶到家，她与父亲已无话可说。小梅的弟弟妹妹们并未插手此事，中专毕业的三妹目前在广州做服务员，仅从小梅口中了解了这门婚事的大概经过，但工作忙碌的她对此“爱莫能助”；弟弟小卫今年刚考上大学，他怕插嘴的话，只会让父亲更加恼怒；最小的妹妹还在镇上读高二，甚至不知道家里已闹得不可开交。
2013年，小梅成为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，罗昌富还因此很“有面儿”，现在他巴不得当初把钱烧了，“读书，都读了什么书？”
“自己人告自己人。”9月10日晚。吃完饭的他叩下茶杯，挖苦说有人要闹事，都摆到桌面上了，自己脸都丢光了。一旁的小梅只是听着，但没理他。
彼时，距小花出嫁还有6天。“谁都阻挡不了，”罗昌富说。
初婚
妹妹第一次出嫁时，小梅和多数亲戚一样，觉得小花找个好点的人家、不用干活，也算条出路了。
2015年五一假期、新郎接亲的前几天，20岁的小花总是坐在没开灯的房间里，一个人默默抠手、抠她随地捡的树枝，有时她躲在楼顶上，悄无声息。姑姑陪她睡了好几晚，“时刻盯着她，怕她跑出去”，小梅说。
所有亲戚友邻赶来，人群围着小花转。那或许是她出生以来第一次成为主角。一个看着她长大的阿姨差点哭了，小梅听她说，小花从小最受冷落，常站在角落，不敢和弟弟妹妹分好吃的。
整场婚礼小花没笑过一次，“她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鸟。”在小梅拍摄的视频中，换上婚纱的妹妹坐在梳妆台前，圆嘟嘟的脸上还透着青春期特有的红晕，眼神却忧伤地瞥向别处，显得心事重重，人们安慰她说，“不要怕，嫁过去会好的。”随后，新郎张文辉背起她走向婚车。
24岁的他身着西装，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。因患有神经纤维瘤病（一组良性的周围神经鞘膜肿瘤，有较高遗传性），他的左臂长了多个瘤体，左手厚肿得难以握拢。
为了治病，父亲张茂忠带他跑过全国多个医院，至他初一辍学，仍是求医无望，便放弃了。他在家里无事可做，上街捡过几个月空瓶，嫌丢人也没再坚持。结婚前不久，他才在一个物流公司找到一份跟单员的工作，月薪两千多。操办整场婚事花的十三万，基本是父亲在工地打工攒下来的。
刚到婆家，小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，连倒杯水手都在抖。那时小梅正读大学，每次放假都会去看小花，她觉得妹妹在“很努力地去做一个大人结婚该做的”，但始终拘谨。
事实上，她几乎什么也做不了。婆家有洗衣机，她不会用；做饭靠煤气灶，不需要她生火，有次她独自在家，想做饭却弄得满屋子煤气味儿；要是没叫她吃饭，她甚至不会走出房间。
看着小花成天在屋里呆坐，张文辉给她买了刺绣，但她不会绣。夫妻俩话很少，她高兴了会应几声，有时又像害怕似的躲着他。
小花的一些行为，也让婆家难以理解。她会把刚洗好的衣服、被单、包括家里的东西扔了，说多少次都没用。
更让人头疼的是，她总闹离家出走，还会偷钱坐摩的回娘家，但她不懂算钱，也不太认路，十块、一百塞过去，下了车没能到家的话，就继续流浪。
后来，婆婆张翠萍和她出门买菜、逛街时，不敢让她走在自己身后，否则一眨眼人就不见了，“我上一下厕所、守住这个（房）门，她都会走。”
即便怀孕大着个肚子，也没有妨碍她出走。有次张翠萍叫了四个亲戚，算上她一家找了一整天，才在一个ATM机旁找到小花，隔天人又走了。她给小花买过手机，但小花不爱接，接了也说不清自己在哪儿。
张翠萍问小花为什么要走，“她说怕他（张文辉）的这只手，觉得很恐怖。”但张茂忠觉得她是想回娘家，他记得有次带她回家，她一看到妈妈就哭了。
母亲李春燕让她别再走了，万一被车撞了流产，“痛就在你身上，没人能替你。”说完教她走丢了怎么打电话。
小花生下儿子后，除了喂奶，小孩基本是张翠萍在带。她怕小花再走会带上小孩，之后去买菜，她都抱着小孩，将小花反锁在家。但小花仍会瞅准机会离开，2017年，她出走了半个月才被找到，张茂忠将她送回了娘家。
弟弟小卫说，小花第一次出走时，张文辉写过承诺书，“他说会一直陪着她”，但后期婆家找人没那么上心了。对此，张文辉的说法是，他与父亲平时都得上班，实在没精神再找了，“只要她不乱走，现在都还在这里（他家）。”
两家于是不再往来。仅一次，小孩4岁那年，小花偷家里钱买了箱牛奶、还有橡皮擦、铅笔，想去看自己的孩子，但婆家搬家了，她在楼下站了半天，还是邻居通知到张翠萍过来的。
当时小孩一听妈妈来了，急着跟过去。一见面，她蓬头垢面，手粘着土。“他根本就不信”，张翠萍说，小孩躲在自己身后，她把他推去妈妈那边，想让两人牵手，他一下把手抽走了，被训了了几句才肯牵。之后，他很少再问妈妈的事了。
“躲猫猫”
“这次嫁出去小花过得好不好我不敢说，要靠她自己的命。”罗昌富说，这两年小花走得少，懂事了一点，“再有小孩应该就不会走了。”
为了应对小花出走，陈锐锋的母亲提前和工地老板说好，人娶回来，就带着她一起上工地扫地，“有事做她就不会走。”但小梅觉得，妹妹嫁过去只会重蹈覆辙：生完小孩继续出走的话，“男方的家人就不会找了。”
“找她实在是太辛苦了，我不想再继续经历这一切。”小梅说。
在她的记忆里，妹妹十岁左右就玩起了“躲猫猫”，喜欢跑去附近亲戚家，但不敢敲门，只是默默站在门口、或躲进牛栏猪圈、缩在角落的稻草堆里，里边黑漆漆一片，一般得找一两天。
妹妹之所以要躲，小梅猜她是被母亲数落活没干好，就想逃去亲戚家。逢年过节，他们都会给她好吃的，“她可能就会想，是不是天天在那里都是这样的待遇。”
14岁起，她越跑越远。哪怕只是摘个菜、捡个柴火，家人稍不留神，她已消失在丛林深处、独自穿梭在山脚下的公路，乃至离家十三公里的镇上、医院、公园躺椅上。等被找到时，她已饿得奄奄一息，浑身脏臭。
“她每一次的出走都把家人弄得身心俱疲。”高中放学的周末，小梅经常满大街骑车、挨家挨户地问妹妹的下落，一见电线杆，条件反射般去贴寻人启事。大学时，她好几次在警察局看监控看到半夜，再赶回学校上课。
反复寻人，让小花的奶奶有些懊悔当初救活了这个孩子。她记得，小花刚出生时小得像只猫崽，是她用米浆一点点把她喂大的。但每次小花走丢，她总是第一时间拄着拐去派出所报警。小花第一次出嫁，她还惦记着曾帮忙找回小花的人，送了份荷包肉过去。
也正是在结婚后，小花的出走变得更为频繁，“基本一两个月就有一次”，小梅说。那时她已上大学，要是妹妹一周内没找到，她就得请假回去找人。她给妹妹买过两部手机、至少四个带定位的儿童手表，基本没撑过半年就丢了。她甚至还考虑过在妹妹的手腕植入一个定位器。
小花现在用的儿童手表
那几年，找妹妹这件事像在小梅心里“埋了一颗手榴弹，随时都会爆炸。”如果家里白天打来电话，她第一反应是惊恐，因为那多数意味着妹妹又走丢了。有个中秋夜，仍和父亲在街上找人的她，有些绝望地告诉自己：“上辈子我们一定都欠了她的，现在必须还。”
找到人，罗昌富气得动手打她。他问她为什么要走，她不吭声，父亲就把她反锁在家，但之后门都被她拿螺丝刀撬了。有次他找了条链子绑她两只脚上，“她走到外面就不好意思，可能就不走了”，没几天她也撬掉了。他恨不得跟派出所要副手铐把她铐了。
“反正生了这样的人都是受苦。”罗昌富说，他在镇上家具厂打工，没能耐找个人看着小花，要是天天去找她，他不饿死，其他几个小孩也饿死了。
每当小花去地里干活、喂鸭子，住在上坡的奶奶总会搬个凳子坐在门口，留神小花的去向，但这几年，坡下的树长高了，她看不清了。要是许久没见小花的踪影，她就拄着拐去找她。
在小梅的日记中，她多次记录了家人的苦衷。2017年4月妹妹出走的第九天，她写道：“骑车回家时，远远看见母亲握着锄头站在水田中央向她微笑，但能看出她的虚弱，她问了找人的进展，说话的力气像是从她单薄的身子挤出来的。说完，她继续翻田插秧，土翻得很浅。”
“如果我没有看到她这个画面，也许我会责备她把小花嫁掉了……在我没有能力照顾小花之前，我知道我没有权力阻挡她（指母亲）做这些事。”
那时小梅骑车在乡间水泥路上，见不到什么人，只是满眼的绿，山、田、菜园，都是绿的，妹妹在绿色的山里长大，在绿色的四月好几次出走，但不知道她还有没有下一个四月。
而妹妹一再地想要离开，小梅觉得她是想以此引起父母的关注，从而对她的爱多一点，“她虽然智力有残疾，但对爱最为敏感。”
偏爱
1994年小梅出生后，罗昌富和妻子为了躲计划生育跑去了广东，他在工地干活，妻子在租屋等生孩子。小梅听家人讲，小花可能是在工地出生时缺氧，或者喝奶粉喝太浓把脑子“烧”坏了。
罗昌富把小花送到老家给母亲带，又把小梅带出来了一段时间“避风头”。加班时，他把小梅留在工地旁的小卖部听收音机，有次她在按摩店迷迷糊糊睡着了，老板娘还和罗昌富开玩笑，“你家小孩要不要了？”在他同样无瑕顾及的老家，他的牛被牵走了，瓦房顶被捅了。
罗昌富坚持要个男孩，他给小花取了和小梅一样的名字，“蒙混”成只生了一个女儿。两人之后都由奶奶带着，要是村里“计生”查得紧，还得让她们到其他亲戚家寄养几天。
自小，小花看着就比同龄人更加瘦小、黝黑，上小学时牙都没长齐。各种家务自然轮到比妹妹大两岁的小梅头上，但稍有差错，如不小心打翻一个盐罐子，她都可能挨骂。
“我爷爷奶奶重男轻女观念特别重”，小梅说，她和妹妹的留守生活少有开心的事，只记得舅舅曾买给她们一大包饼干，两人藏在阁楼里，再偷偷爬梯子上去分着吃，吃到最后饼干已经潮掉了。
平时去学校，早上6点天还没亮，小梅就已做好饭带着妹妹出发，两人得走一小时路，翻过一座山、过条河才能到校。小花学不进去，上课时总是畏畏缩缩坐在椅子上，但一下课，她就可以到处疯跑、和朋友有说不完的话。小梅记得，那是妹妹最快乐的一段时光，倒是自己辅导她功课被气哭了好多次。
升到小学三年级，连名字都写不好的小花被学校劝退了。小梅记得，新学期开学那天下着大雨，她透过教室窗户，看到妹妹捧着盒饭坐在校门口前廊，头发淋湿了。当时校长从窗外路过，她想喊住他让妹妹继续上学，但最终没有勇气开口。
那时，村里计生的查处力度有所松缓，罗昌富和妻子回老家生下第四个孩子，是个男孩，之后又生了个女儿。一家人靠他一人在工地挣钱养活，过得很是窘迫，小梅难得一次主动给父母提要求，是因为衣服实在太短了想换套新的，但也没能实现。
但在弟妹的成长中，小梅俨然成了“半个母亲”，放假后忙着带小孩，早上一边做饭，一边给他们喂奶粉，学习的同时操心着换尿布、洗澡的事。相较之下，小花在家有些边缘，“她和家里人都不太亲”，小梅说，只有最小的妹妹和她亲些，不过等小妹长大些，她会和小妹争新衣服穿，小妹就不爱和她玩了。
小花觉得，只有父亲是爱她的，她好几次告诉小梅，“妈妈爱你，爸爸爱我。”但在婚约冲突的不断升级中，她开始躲着父亲，等他去上班了才敢走出房间；他吃饭时她不敢上桌，独自一人坐在厨房的柴火垛旁，母亲盛饭过去她才会吃。
而在村里，小花几乎没有朋友。她唯一一个玩得要好的同学，因为父亲病逝，早早就和母亲去了外地。另一个朋友小风住她家附近，两人喜欢结伴去捡柴，但小风去镇上读初中后，她们见面的机会少了许多。
事实上，小风也有智力障碍，她的父亲王守仁说，小风是遗传了母亲——她“有些疯癫”，谷子割得乱七八糟，还经常离家出走。她上次出走是在8年前、一家人刚拍了张春节全家福的时候，那次他找了她二十天，彻底放弃。
“欺负”
小梅与父亲的对抗中，始终有个他们难以面对的心结。
小梅上初二时，有次周末回家，母亲在检查小花的内裤，她不确定上面是血迹还是湿了，情绪有些激动地埋怨小花不该乱跑。隔天，小梅骑自行车带妹妹去了医院，再由奶奶陪她检查。小梅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只记得自己拼命踩着单车，怕赶不及上课。
当澎湃新闻记者问起此事，李春燕则不愿再提及，只说当时人跑了没抓到，“（医院检查）结果就是没有被欺负。”一旁的小花默默听着这件事，小梅看向她，她像被这突如其来的严肃吓到了，傻笑着将眼神瞟开。事隔多年，当初的检查报告也已遍寻不得。
小花再次被察觉可能受到侵犯，是因婆家怀疑小孩并非亲生。她2015年5月才嫁到张家，但产检显示的怀孕时间却对不上。据她8月14日做的四维彩超报告单，当时她的胎儿大小符合孕23+周，即怀孕超5个月。
同年12月11日小孩出生，体检通知单显示，小孩6斤4两，五官未见异常，适应能力及行为正常。
但除此之外，张文辉一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，也没有做过DNA亲子鉴定。
小梅记得，妹妹出嫁前一个月走丢过一次。婆家早期对产检起疑时，母亲紧忙把她叫回家，试图让她问出事情原委。小梅只能一个词一个词地问，从脱衣服、裤子、再到侵犯的细节，妹妹眼神惊恐，最终勉强拼凑出了经过：在乡里的一条公路上，一个骑摩托的男人主动和她搭话，把她拉去路边一间废弃的房子后实施了强暴。
隔天，小梅骑车带着妹妹指认现场。每隔一段路、一个路口，小梅都会停下车和妹妹一一确认，两人顶着酷暑找到天黑，妹妹仍讲不清确切地址。
考虑到小孩已经好几个月了，小梅的父母劝婆家把孩子留下来，对方没有反对。张茂忠表示，儿子结婚前，他一家就为神经纤维瘤病的遗传性担忧，“小孩不是亲生的，我们也没有特别在意，不然亲生孩子还会遗传两个人的毛病。”
但谁也没想到小花会再次怀孕。
2017年，张茂忠觉得再无精力看管小花，决定将她送回娘家时，却不慎导致她在车站走丢，半个月后才将她找回并送了回去。到家后，小花告诉李春燕，她在婆家所在县城的一户人家过夜时，被一个男的“欺负了”。没过多久，李春燕发现她月经停了。即将大学毕业的小梅又一次被叫回家，带妹妹去镇上的医院堕胎。
李春燕有些恼火地说，张家不愿出面处理此事，“留着（肚子里的小孩）干什么他又不要。”而张茂忠和罗昌富两人，在采访中都没有明确表态说这是谁做的决定，只是互相推诿。
妹妹进手术室时，小梅在走廊上独自等待着，只觉一切都是那么的压抑。做完手术，妹妹因为麻醉还没醒来，小梅惊慌地摇了几下她的头，她才虚弱地睁开眼，她们看着彼此，都没有说话。
那时，小梅整个人都快崩溃了，妹妹承受着身体的伤害，她同时承受精神上的。
在罗昌富眼中，报警的希望不大。他有些无奈地说，“她自己都不知道是谁（侵犯了她），要告都不知道告哪一个。”除了证据缺失，小梅还担心报警事情在村里传开，会影响家人的生活，她的内心陷在矛盾中，“我害怕见到真相，害怕进一步还原增加痛苦，另一方面，又因为没去找真相而自责。”
大学毕业后，小梅陪妹妹在家呆了半年。“那是一段很安逸、也蛮幸福的时光”，她与妹妹话不多，一起做饭、做家务时很有默契；晚上她一边泡脚一边看书，妹妹就在身旁自己玩；母亲带着她们种菜、摘菜，生活在静谧流淌，就这么度过秋天、冬天。
“（小花）这样的孩子，除了家人照顾，不可能有别人愿意帮你照顾。”小梅说。
9月10日晚，她与父亲爆发了争吵，她痛哭着问妹妹之前被人侵犯时，“他有作为吗？有做过什么吗？”
其间，罗昌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逃离
接连几天，这对父女的争吵并未停息，一旁劝架的李春燕总是将女儿小梅抱在怀里，抹去她的眼泪。但李春燕也快吃不消了，连着几晚失眠到半夜，她觉得浑身都疼，得揉着心口缓缓。她习惯隐瞒自己的病情，两年前小梅带她去做白内障手术时，她一只眼睛已经失明，去陌生的地方都得牵着家人的手。
“（小花）留在家里，我们也会老，带到100岁谁带着？”李春燕说。但她的态度摇摆不定，眼见父女冲突不断，她告诉小梅，要不直接把小花带走算了；瞅着地里的稻子快熟了，她又觉得得把人留下。
9月14日，一直等不到准信的陈庆丽选择退婚，带着儿子去要回聘金。她在小梅家借过纸笔，除了61200块，之前送的牛奶水果、礼品红包都加了进去，“（这是）我们辛辛苦苦，做工（挣）的钱，不是骗的钱。”
这笔账，罗昌富让小梅填上，但女儿丝毫不愿让步。僵持中，李春燕自行将聘金退了回去，再让小梅补上礼品的钱，双方才暂时消停了下来。小花独自在房间里旁听了全程，整个身子缩在椅子上，像被吞没了一般，无所适从地抠着手和脚。
其间，陈锐锋多数时间站在门外、路口等着，他知道婚事彻底黄了，“没什么好想了，想得太多，也是更累更痛苦”，他安慰自己说，他有个工友娶了个残障老婆过得不好，“现在她（小花）没来我家，可能是最好的结果，是不是？”
但回家后，陈庆丽打电话给小梅，说儿子很消沉，还哭了。陈锐锋发微信给小梅说，他恨她拆散了这段缘分，“你去嫁了人，或许才会明白是自己错了。”
婚事取消后，陈锐锋发给小梅的信息。
这门婚事的收场，似乎一并勾起罗昌富对子女的无力感。他想不通，不单是小梅，其他几人小时候都很听话，能考到哪儿他就供到哪儿，但他们慢慢懂事之后，都变得疏远起来，“我这个人很笨，没有文化，他们个个都很聪明，不听我一句话。”
被女儿这么一闹，他觉得以后别家都不会再来谈亲了。这一次，他回房间睡了一整个下午。
那时，天正下着大雨，小花仍要去喂鸭子，她踩着一双过大的胶鞋，瘦小的身子藏在伞底似的，轻快地掠过泥泞，喂完回家，她像预料到姐姐就要回去上班了，突然说，“小梅走了，把我一个人……”
但小梅决定带着妹妹离开。离开前夜，她问妹妹要不要走，小花答应了。第二天早上六点多，小花告诉睡眼惺忪的小梅，自己已经收拾好行李了。
走之前，小梅去了趟村委会，想把妹妹的低保“续”上。自2017年妹妹办好残疾证，低保发了一年不到就停了。提交妹妹的证明材料时，出租车司机等得不耐烦，想回去接小孩放学了，她拦着不让走，直接回家接了妹妹。
小花的残疾证
小梅承认，带走妹妹“是有点像报复的一种手段”，她不想再与父亲沟通了，“把话烂在心里。”
而小花的归宿，或许是更为迫切的问题。小梅告诉妹妹，要带她去“上学”，她能交到很多新朋友。到了第一家托管机构，小花一直走在前头，好奇打量着教室、宿舍的各个角落。机构主要接收的是中年精神障碍男性患者，有的直接冲上前要和她握手，她被吓到了，嘀咕着“好多的大人，好多的男人。”
辗转找到第二家合适点的，小花又因没有监护人父亲的签名迟迟无法入住。小梅只能继续将妹妹锁在家里看动画，她不太乐意，但每天小梅还没起床 ，她都会洗好衣服扫好地，还把小梅的鞋子全洗一遍。除了上班时间，小梅都在狭小的单间里守着她，“对于特别需要独立空间的我来说，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我会崩溃。”
10月7日，她终于敲定一家自闭症大龄青年实习机构，让妹妹学习打扫卫生、做饭送餐等工作。为了让妹妹更有价值感，她还偷偷交了20块钱，让机构代发给妹妹“实习工资”。
她算下来，自己的月薪不到七千，每个月扣掉托管机构5000块学费，加上她的房租开支，几乎没有盈余。更不可控的是，妹妹下午5点放学，她6点才下班，只能让她在机构旁的肯德基先等着，“不排除走丢的可能”。但在报到第一天，兴奋的小花抢着干活，甚至连老师都感慨，“她太乖了，乖得让人心疼。”
小梅说，想到自己这辈子都要照顾妹妹、陪着妹妹，她曾觉得人生好像有点毁了，但现在，“我在一步一步走，就行了。”
小花和小梅在镇上，当时准备出发去高铁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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